1969年苏联领导人致电毛泽东 被中方话务员直接挂断

本文节选自《百年潮》2015年1期文章《冷战时期的中苏谈判》，作者：周晓沛

在苏联领导人中，除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外，最为人们所熟知的，恐怕要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了。柯西金1904年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，15岁参加红军，1927年加入联共（布），193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纺织学院。苏共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。1940年出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，1948年成为政治局委员。斯大林逝世后，他一度被贬为轻工业部长。1960年出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，主持政府日常工作。1964年赫鲁晓夫被解职后，柯西金晋升为部长会议主席。从中苏关系的角度而言，柯西金最受世人瞩目并载入史册的是，为了缓和中苏关系，他不远万里专程飞到北京，与周恩来举行了史无前例的机场会见。 

柯西金与中国领导人直接交往较多，而且态度相对温和，与周恩来还有私交。就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，他们仍以“同志”相称。1964年苏联领导人更迭后，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，以期改善两国关系。苏联领导人在与周恩来会谈中声称，在苏中关系问题上，他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丝毫差别。周恩来严词以对：既然你们之间没有不同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呢？访问结束，柯西金到机场送行，在途中向周恩来解释说：我们与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其职务呢？他还提议举行苏中两党高级会晤。 

据俄罗斯解密的原始记录稿记载：在1965年1月14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，柯西金力主向中国派党政代表团，商谈改善苏中关系问题。但遭到米高扬、苏斯洛夫等人的反对，波德戈尔内甚至声称，不能靠损害我们的威信来改善对华关系，强调苏共的路线不只是赫鲁晓夫一个人的，“我们也都有份”。勃列日涅夫做出裁决，可以寻求改善对华关系，但要谨慎，不以让步为代价;不派党政代表团，但柯西金访问越南途中可在北京停留。最后，柯西金依然表示，派党政代表团访华的问题还没有完，苏中之间存有分歧，但他不认为进行谈判就是让步。对赫鲁晓夫所搞的一切似乎都不能动、不能变，他不能同意，实际上“这一切都在发生变化”。 

1965年2月，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，其主要使命是劝说中国领导人同意停止公开争论。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，并主动邀请柯西金上自己的专车。在开往宾馆的路上，他们两人进行了单独谈话。据苏方陪同人员说，柯西金对这次谈话以及之后举行的正式会谈都很满意，而且对周恩来这位政治家的人品给予极高评价。第二天早上，柯西金突然提出，要契尔沃年科大使在使馆为周恩来举行午宴。使馆厨师匆忙准备了基辅鸡排和奶渣饼两道热菜，大使对上奶渣饼不太满意，担心中国人吃不惯。没想到，周恩来品尝后赞不绝口，说一生中从未吃过这样“稀罕的美味”。从上述细节不难看出，两国总理已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。 

柯西金从河内回国途中经停北京时，毛泽东会见了他。柯西金提出，希望停止苏中两党之间的公开争论，恢复两国友好关系。毛泽东表示，除非苏联领导承认错误，否则，双方的原则争论还要继续下去。柯西金问：“要争论多久？”毛泽东答：“一万年。”柯西金说：“太长了吧？”毛泽东诙谐地说：“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减少一千年。” 

据陪同的苏方官员回忆，会见结束后，受到“刺激”的柯西金回到使馆一言不发，独自一个人在白厅内待了半个小时。此后，他意识到：那时的苏中关系是多么复杂，而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花费多大的努力啊！回到莫斯科后，他在对外谈话中强调，苏中两国在相互关系中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，即考虑对方历史发展的特点及民族独立性，相互尊重并考虑民族利益的差异，不要将表达不同意见者视为仇敌。 

1966年，中苏两党关系中断，随后中国发生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1967年，为了“打倒苏修”，首都“造反派”冲击苏联驻华大使馆，闯入院内搞暴力抗议活动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柯西金直接给周恩来打电话，请求帮助予以制止。周恩来回答说：“好，我将尽力而为。”在周恩来的紧急干预下，一场严重外交事件才总算没有扩大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还发生过苏联船只在大连港被扣事件，也是应柯西金的请求，周恩来出面使之得以妥善处理。 

1969年珍宝岛武装冲突后，中苏两国关系空前紧张，在克里姆林宫的柯西金心急如焚，想直接与毛泽东通电话，谈他对目前苏中关系的看法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中南海的女话务员竟把政府专线电话挂断，还骂了他一通：“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！”而据柯西金的翻译顾达寿回忆，当时话务员说的是“苏修坏蛋”，不过“坏蛋”二字他没有如实翻译。 

在苏联与其他国家关系上，柯西金与苏联其他领导人也一直存有分歧。如在苏联出兵阿富汗问题上，他就持反对意见。据俄罗斯解密历史档案披露，在1979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出兵决议上，就他一个人拒绝签字。1968年讨论武力干预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“布拉格之春”时，他也因主张和平解决而受到政治局内“鹰派”的抨击。柯西金的助理索科洛夫斯基回忆，柯西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在医院里对他说：“我不能再做什么了，他们什么意见都不想听……”

柯西金自称：“我不是政治家，而是工程师。”泽尔曼院士这样评价柯西金其人：“他不是搞政治的人，而是只想搞经济。他不喜欢赫鲁晓夫，很不喜欢勃列日涅夫。”有一次，泽尔曼问柯西金：“20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目标写入苏共党纲是怎么回事？”他答道：“这与我无关，我没有参与此事。”“那么，这些数字从何而来？”柯西金没有回答，只是用手指向天花板。许多认识柯西金的人都说，他是一位实干家，为人正派、低调，不喜欢在镜头面前作秀。 

1980年12月18日，柯西金病逝。由于第二天刚好是勃列日涅夫的生日，关于柯西金去世的消息过了三天之后才得以公布。当时，我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，还特地驾车上街了解苏联民众对已故领导人的反映。我发现，许多中老年人都自发地排长队前往吊唁大厅，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待悼念柯西金。从他们的悲伤神情中，可以明显感觉到对这个曾为国家鞠躬尽瘁的总理的深切怀念。我没有进去吊唁，只是在街旁默默地向这位曾为改善中苏关系而殚精竭虑的政治家，表达了个人的崇高敬意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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